? ? ? ?課題組成員
全國工商聯經濟服務部
騰訊研究院智慧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 吳朋陽
騰訊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 牛福蓮
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融合創新發展中心主任 - 陳 ?端
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融合創新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 談藝璇
目錄
前言001
內容摘要004
背景篇：推進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意義006
一、我國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 ?006
二、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事關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007
三、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提升產業鏈韌性 ? 008
四、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企業應對未來生存競爭的必答題 ?009
調研篇：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狀、問題與期待011
一、調查問卷設計與樣本數據說明 ?011
(一)樣本民營企業空間分布 ?011
(二)樣本民營企業行業分布 ?011
(三)樣本民營企業規模分布 ?012
二、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情況 ?014
(一)民營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認知 ?014
(二)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投入情況 ?016
(三)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 ?018
(四)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痛點與訴求 ?022
(五)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政策感知與期待 ?025
三、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專題分析 ?028
(一)不同區域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比 ?028
(二)不同規模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比 ?033
(三)不同產業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比 ?040
結論篇：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研究的主要結論與建議046
一、大部分民營企業已經具備數字化轉型的意識并展開行動 ?046
(一)民營企業對數字化已普遍具備基本認知 ?046
(二)民營企業多數已觸及主營業務的數字化 ?046
(三)民營企業對加大數字技術和工具應用持積極態度 ?046
(四)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組織保障體系初步建立 ?047
(五)民營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公共政策與服務懷有期待 ?047
二、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五大主要障礙需要系統化破解 ?048
(一)認知層面：很多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早期階段，缺乏整體戰略變革思維 ?048
(二)投入層面：數字化轉型投入產出存在不確定性，抑制了企業投入的積極性 ?049
(三)執行層面：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內外協作有限，難以激發應用創新活力 ?049
(四)工具層面：高性價比、高適配性數字工具供給不足，抬高了企業轉型門檻 ?050
(五)政策層面：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影響政策落地的普惠度與民營企業獲得感 ?050
三、加快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五項主要建議 ?051
(一)認知層面：多層次全方位完善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人才培養體系 ?051
(二)投入層面：以財政稅收金融組合拳為民企數字化提供普惠性支持 ?052
(三)執行層面：鼓勵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規模的企業間加強數字化協同 ?054
(四)工具層面：激勵數字技術工具的聯合開發、平臺集成與市場供給 ?055
(五)政策層面：全鏈條一體化完善數字化轉型公共服務支撐保障體系 ?056
圖表目錄059
前言
202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數字化獨占一篇，位列第五篇“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成為未來五年乃至十五年數字化轉型發展的行動綱領。2021 年 10 月 19 日，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并指出，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要全面推進產業化、規模化應用， 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 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
當前，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疊加演化，世界經濟陷入低迷，全球化遭遇逆流， 多種超預期因素疊加共振。2022 年 3 月份以來， 國內疫情點多、面廣、頻發， 且主要集中在經濟活躍區域， 沖擊國內供應鏈、產業鏈， 物流、人流、資金流持續受阻。此外，俄烏沖突對全球供應鏈、能源和糧食供給都帶來沖擊，全球滯脹風險增加，外需放緩減弱國內經濟增長動能，同時輸入性通脹壓力提高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擠壓中下游企業利潤，削弱投資動能和意愿，需求收縮壓力加大。新華社報道指出， 2022 年 4 月工業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 2.9%，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 6.1%，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 11.1%。根據國家統計局 5 月 16 日發布的數據，4 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上升 0.3 個百分點至6.1%， 其中 16-24 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錄得 18.2%， 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 a“投資 - 生產 - 就業 - 消費”的傳導鏈條脆弱性增加， 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面臨系統性挑戰。
在上述大背景下，民營企業作為商業創新的重要主體、民間投資的重要來源、進出口貿易的生力軍，既是深入民生末梢抗疫保供的重要力量，也是提供就業機會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為我國保持經濟韌性、 就業韌性、產業鏈韌性展現出責任與擔當。2012 年 -2021年，我國民營企業數量從 1085.7 萬戶增長到 4457.5 萬戶， 10 年間翻兩番，民營企業在企業總量中的占比由 79.4% 提高到 92.1%。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1 中國民營企業 500 強榜單”顯示， 民營企業 500 強入圍門檻取得新突破，達 235.01 億元，2020 年民營企業 500 強總營收為 35.12 萬億元， 資產總額50.73 萬億元，稅后凈利潤 1.97 萬億元 。另據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1 民營企業研發投入 500 家榜單”披露， 500 家企業研發費用總額為 7429 億元，累計擁有有效發明專利 33 萬件 。此外， 我國民營企業已成為創造就業崗位的最重要渠道，提供了 80% 的城鎮就業崗位，吸納了 70% 以上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新增就業 90% 在民營企業，近年來涌現出的近 2 億靈活用工崗位基本上是民營企業所創造。
但是，由于內外部風險挑戰增多，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民營企業自身面臨要素和防疫成本提升、經營困難加大、產業鏈供應鏈受阻、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生態環境保護壓力增大等諸多問題。尤其是很多中小微企業仍處于傳統經營模式之下，規模小、資金少、人才短缺、抗風險能力弱，在當前平臺化、生態化、集群化的產業轉型升級大勢面前處于被動應對狀態，從認知到資源能力都難以適應產業升級帶來的核心價值體系、價值創造模式與價值傳導分配機制的變革。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 4 月份發布數據顯示，受內外多種因素影響， 2022 年一季度中小企業發展指數為 88.7，按可比口徑環比下降 0.4 點，低于 2021年同期水平。常規的社保緩繳、減稅降費、普惠金融支持等紓困幫扶政策對這類經營主體的幫扶潛力有限， 亟需立足新發展格局和新發展理念尋找系統性破局之道， 利用順應時代潮流的新型增長引擎為這些小微主體進行發展賦能。
數字化轉型對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而言， 可能是一個既關乎當下生死、又關乎長遠發展的關鍵命題。新華社報道數據顯示， 2022 年 4 月份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逆勢同比增長 4%， 1-4 月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22%f，都是這種發展大勢的折射。推動民營企業以數字化轉型帶動經營理念、技術、組織、管理和模式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僅事關民營企業個體的生存發展，對我國整體順應新一輪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產業變革大勢，重塑經濟增長動能引擎，以“新供給和新需求在新錨點上再平衡”鞏固競爭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為深入了解當前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現狀和問題，更好服務于民營企業紓困解難和創新發展，課題組于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之間向各省民營企業發放問卷，圍繞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取向、資源支撐、組織保障、效果評價、轉型痛點、未來方向、合作期待、政策認知與政策訴求等方面，進行較為全面的、結構化的調查。調查在空間分布上涵蓋了中國大陸所有省份，在行業分布上涵蓋了國民經濟統計所涉各細分門類，在營收規模和用工規模上涵蓋了大中小微企業， 力求對當前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有一個系統化掃描，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本調研報告共分為背景篇、調研篇、結論篇三大部分，背景篇主要介紹我國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 以及數字化對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多層意義； 調研篇在對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關鍵問題進行整體性分析的基礎上，又從區域、規模、產業三個維度進行專題研究，辨析不同企業群體數字化的共性及差異； 結論篇歸納總結出我國民營企業推進數字化轉型所面臨的五大系統性問題，并從認知、投入、執行、工具、專業服務等五個主要維度，提出了完善政策工具體系與政策傳導機制的相關建議，以資決策參考。
內容摘要
民營企業是商業創新的重要主體、民間投資的重要來源、進出口貿易的生力軍、地方財政收支的重要源泉和繁榮城鄉經濟的有力支撐，在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疊加演化的今天， 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和國家戰略安全的支撐作用進一步凸顯。 當前， 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數字經濟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引擎， 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激發我國發展新動能，為經濟發展開辟新空間，有利于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提升產業鏈韌性，有助于我國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攀升價值鏈，鞏固競爭優勢，為引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好支撐。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也成為新時期民營企業對沖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必然選擇。
根據本次調查 4877 份有效問卷數據分析，我國民營企業多數已經具備數字化轉型的意識并開展了具體行動。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已經構建起對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認知框架，也具備了較好的轉型意識。多數民營企業已經順應形勢需要，在主營業務領域開始了數字化轉型，并且對于加大數字技術和工具應用持積極態度。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組織保障體系已初步建立，半數企業已設立專門部門。企業對于政府完善新基建、強化標準引領、共建公共服務平臺、優化稅收和人才政策等公共政策和服務表現出較高的期待。
針對不同地區、不同規模、不同產業樣本的專項數據分析顯示，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呈現不同程度的差異。企業規模差異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高于地區差異和產業差異，大中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的資源投入、組織保障、轉型模式與轉型成效方面均好于小微企業；新冠疫情對民營企業數字化呈現出基于規模特征的影響分化態勢，大、中型民營企業中近五成反映疫情影響下加速了業務在線化，而小微企業中近四成反映生存困難顧不上數字化。地區差異方面， 整體上所有地區樣本企業均普遍反映其數字化轉型處于初期階段，其中東部地區相對領先，資金人才投入力度、上云用云情況、數字化轉型成熟度和效果評價等都好于中西部。產業差異方面，第三產業受疫情沖擊最明顯，期待用數字化轉型擺脫困境的意愿最強，第二產業在數字化轉型階段、投入力度、實施成效等方面表現相對更好。
調查顯示，大部分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仍面臨不少現實問題和挑戰。結合業界相關研究和本次調查數據分析， 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五個方面的主要瓶頸問題：一是認知層面，很多企業處于轉型早期階段，人才匱乏理念滯后，既缺乏前瞻性系統性的頂層設計，也缺乏執行層面的全局統籌，數字化轉型的戰略共識尚未形成，數字化轉型成效的評價普遍不高；二是投入層面，數字化轉型投入產出存在不確定性，抑制了企業投入的積極性，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投入規模偏小、支撐保障體系不健全；三是執行層面，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內外協作有限，難以激發應用創新活力，大中小微等產業鏈上不同能級和環節的企業主體上云情況不一、用云重心有差異、轉型不同步，加大了轉型摩擦系數并影響到轉型成效；四是工具層面，高性價比、高適配性數字工具供給不足，抬高了企業轉型門檻；五是政策層面，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影響政策落地的普惠度與民營企業獲得感。
結合本次調研數據和業界相關研究，針對以上五方面問題，提出建議：一是認知層面，建議充分發掘高等院校、各級各類職業院校、平臺企業和行業協會等機構的優勢，構建多層次全方位企業數字化轉型人才培養體系，通過“領軍人才 + 復合型管理人才 + 專業技術人才”的系統化人才培養體系提升民營企業數字化的認知和能力；二是投入層面，建議有機組合財稅金融各類普惠性政策和專項政策并優化政策傳導機制， 讓政策更好地觸達并惠及相關主體，為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多資金資源支持；三是執行層面，完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鼓勵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企業間加強數字化協同，以龍頭企業的“技術溢出”助力 “專精特新” 型中小微企業孵化成長和上下游產業協同，打造適應未來產業升級大勢的數字生態共同體；四是工具層面， 建議綜合運用研發投入補貼、貸款貼息、政府采購、產品價格補貼、稅收優惠多種政策工具，激勵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技術工具的合作研發、平臺集成與市場供給；五是政策層面，建議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整體監測評估體系，豐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工具箱 + 服務包”，完善全鏈條一體化的數字化轉型公共服務支撐保障體系，加快民營企業數字化的整體推進。
背景篇：推進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意義
一、我國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 我國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國內到國際，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6789”是對我國民營企業社會價值最常見的凝練性概括： 貢獻了全國 50% 以上的稅收、60% 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 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以及90% 以上的企業數量和新增就業。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力、潛力和創造力的典型代表，民營企業是商業創新的重要主體、民間投資的重要來源、進出口貿易的生力軍、地方財政收支的重要源泉和繁榮城鄉經濟的有力支撐。
在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疊加演化的今天，民營企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發展和國家戰略安全的支撐作用進一步凸顯。2022 年 4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導致風險挑戰增多，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面臨新的挑戰”，并提出“三大要求”—— “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我國民營企業在當前復雜國際博弈環境和國內發展挑戰下肩負著更多的使命和責任，也對這三個方面的時代命題做出了良好回應。
面對防疫常態化的經濟社會運轉秩序，民營企業在維護經濟社會穩定和承擔民生末梢服務上勇于擔當。通過科技創新助力疫情精準防控和復工復產、向疫情爆發地區慷慨捐贈支援、承擔城鄉之間物流和供應鏈暢通有序的保障責任，充任社會非常態應急指揮過程中的減震器和減壓閥，在砥礪前行中把企業生存發展與社會責任擔當有機融合，彰顯了企業公民意識。
面臨經濟增速下行和傳統就業崗位萎縮等風險與壓力，民營企業以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探索新增長引擎，以業態創新帶動新型就業，以新動能的壯大助力穩增長。2022 年全國各級各類高校畢業生規模首次超過 1000 萬，高達 1076 萬人的新增就業人口如何有效轉化為國家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力資本成為關鍵問題。民營企業作為市場化機制驅動下微觀創新最活躍的領域，積極采納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新興技術，以新業態新模式為廣大新生代年輕就業人群創造出多種多樣的線上線下融合型靈活就業崗位，為保就業、促消費、穩增長做出重要貢獻。
面對日趨復雜的國際博弈環境和“脫鉤”威脅， 民營企業在維護國家產業鏈韌性、提升國際競爭力等方面彰顯巨大潛力。民營企業大部分是中小企業， 靈活性強， 通過產業鏈上下游協作配套， 以中小企業的布局廣度、深度、精細度和專業度與龍頭企業的生態服務能力協同演化， 可以有效支撐產業鏈補鏈強鏈延鏈固鏈、“補短板”和“鍛長板”的系統升級。民營經濟發展得好，還能有效與國有經濟形成協同互補，大幅提升我國經濟的規模、質量和韌性，更好地應對國內外各種不確定的風險與挑戰。
二、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事關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的優勢，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引擎，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在以數字化培育新動能、以新動能推動新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具體體現在：圍繞質量變革，以數字化帶動要素精細化配置，提升實體經濟供給體系質量；圍繞效率變革，以數字化帶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物流、資金流、數據流高效運轉，提升要素的投入產出回報；圍繞動力變革，以數字化帶動新基建的網絡化協同效應和消費升級、服務升級、產業升級，提升我國產業結構層級和在國際產業鏈中位置。
就當前發展現實基礎與格局而言，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是困擾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的重要瓶頸。我國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數字化水平、附加值和生產率仍然偏低，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力和成效并不理想，產業發展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 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未完全形成，既難以滿足現代產業體系的要求，也未能滿足防疫常態化大背景下基于新的消費模式、消費結構帶來的市場新需求，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之間存在一定落差。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過程中，許多產業的創新能力依然無法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總體上還處在中低端，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相對較低。東中西部、城鄉之間在數字化資源投入狀況和數字技術賦能成效方面也存在明顯差距。
2022 年春季以來，伴隨奧密克戎病毒在國內的新一輪傳播擴散浪潮，國內許多城市防疫政策再度升級，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進一步加大。2021 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指出，必須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防疫政策的常態化對我國經濟的供給結構和消費結構帶來深遠影響：一方面加大了小微經營者的生存困境，如果沒有順應時代潮流的新型增長引擎為此類小微主體進行發展賦能， 大量小微經營主體的倒閉將引發失業潮并危及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以線上消費替代線下實體場景消費將是長期的結構性趨勢，面對居民注意力資源、心智空間和消費形態大規模的線上化遷移， 企業在供給側也必須順應消費結構的變化進行調整，產品服務的數字化升級、管理運營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是防疫常態化背景下微觀經營主體的一種必然選擇， 也是消費結構調整大背景下重塑我國經濟增長動能引擎的客觀需要。
三、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提升產業鏈韌性
受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等風險變量因素影響，國際關系錯綜復雜，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狀態，國際貿易投資萎縮，全球制造業的價值鏈和產業鏈面臨重構， 少數西方國家利用政策工具對我國供應鏈優勢進行打壓，導致中國制造業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承壓。在失序動蕩的大環境下，老問題和新風險交織疊加，產業鏈安全事關國家戰略安全，提升我國產業內生韌性迫在眉睫。
中小企業是我國產業鏈廣度和深度的重要體現，其轉型升級事關產業鏈韌性和競爭力的打造。工信部副部長徐曉蘭指出， ?“中小企業是產業鏈供應鏈上的重要環節，是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重要力量”“我們的產業鏈經受住了疫情的沖擊，很大程度上也歸因于我國中小企業在產業布局上之深、之廣?！眊但是，在我國 4600 萬企業型市場主體中，占比高達 90% 的中小微企業，很多仍處于傳統經營模式之下， 規模小、資金少、人才短缺、抗風險能力弱，在當前平臺化、生態化、集群化的產業轉型升級大勢面前處于被動應對狀態，從認知到資源能力都難以適應產業升級帶來的核心價值體系、價值創造模式與價值傳導分配機制的變革。
復雜內外形勢下，補鏈強鏈延鏈固鏈需要系統謀劃，數字化為打通和強化大中小企業連接和協同升級創造了機遇。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全球制造業產業鏈正在向智能化、平臺化及多業態融合的方向變化與重構，產業要素集群化重組、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成為大勢所趨。在高精尖產業強化數字化關鍵共性技術研究， 把大型平臺企業的數字技術研發和數據挖掘能力向各個細分產業縱深輸出，以龍頭企業的“技術溢出”賦能中小微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轉型升級，一方面可以提升中低端產業的效率效能和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也以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所啟動的國內市場反哺龍頭企業，進一步提升龍頭企業投入高精尖技術研發的資金和人才資源支撐力。
四、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企業應對未來生存競爭的必答題
體系化、系統化、全局化推進數字化轉型，以數據支撐決策優化、提質增效和業務創新，是新時期企業對沖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必然選擇。當前，以數字科技為驅動，多領域交叉融合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蓬勃開展，全球產業發展環境、組織邏輯和產業生態正在經歷深刻變革，風險挑戰日益增多，資源環境剛性約束日益增強。從概念上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通過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興數字技術，將實時數據與企業的業務流程、商業模式、管理運營相連接，以數據挖掘深化客戶、產品和運營洞察，改進產品、流程和業務決策。其核心是將數字技術融入企業業務流，借助算力、算法和數據打造智能化閉環，使得企業的生產經營全過程可度量、可追溯、可預測、可傳承，并通過內部運營管理數字化、外部商業模式數字化和行業平臺生態數字化等，重構企業業務，實現企業在行業競爭能力、市場洞察能力、產品與服務創新能力、品質控制能力、運營管控能力等方面的飛躍，提升質量和效率，降低成本，重塑企業核心競爭力。
民營企業數字化的必要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 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減弱”等多重壓力沖擊，傳統行業成本上升、人才短缺、資金缺乏等問題造成的負面效應在新形勢下被進一步放大， 過往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另一方面，數據要素作為新興要素重構了傳統要素組合模式， ?“數據業務化”和“業務數據化”在全新的商業場景中重塑行業競爭與共生共創模式，企業需要超越自身原有資源能力邊界，廣泛強化與外部生態伙伴的多元鏈接與實時響應能力才能應對生存競爭， 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獲得發展空間。
以制造業企業為例，傳統封閉的工業技術體系下，制造業商業價值的創造以產品為中心，商業模式大多為產品的一次性銷售，行業也已大多處于功能相似的同質化飽和競爭階段，市場的增值空間有限。數字技術帶動商業模式向平臺化、共享型轉變，以單個企業為主體、以產品為本位的批量制造模式正在被工業互聯網聯結下的柔性化敏捷定制所取代， 企業價值創造和生存發展邏輯從“提供產品”向“滿足客戶全生命周期價值需求”轉變，數據要素、用戶資產、數字資產成為決定企業競爭成敗的重要資源，以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賦能內部流程整合和業務創新能力， 成為傳統制造業企業拓展增值空間的必然選擇。
總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我國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產業鏈升級和企業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在生產層面可以通過網絡化協作提高生產和組織效率， 在流通層面通過智能化匹配提升交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 在產業層面通過放大橫向和縱向外部性提升產業集群整體產出效能，在宏觀經濟層面通過數實融合激發新動能，能為經濟增長開辟新空間。數據要素作為新型要素全鏈路介入生產、流通和消費的過程之中，既帶動了生產要素的優化重組，也以其賦能效應改善百姓終端消費的體驗感、便利性與獲得感，有助于新供給與新需求在新錨點上的再平衡，有助于我國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攀升價值鏈，鞏固競爭優勢，為引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好支撐。
調研篇：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狀、問題與期待
一、調查問卷設計與樣本數據說明
本次問卷遵循目的性原則、邏輯性原則、結構性原則與合理長度原則，圍繞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取向、資源支撐、組織保障、效果評價、轉型痛點、未來方向、合作期待、政策認知與政策訴求等方面進行結構化的問題設計，力求通過本次調查對當前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狀、格局和
關鍵問題點形成一個結構化掃描。
本次調查問卷投放時間為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共計回收問卷 5410 份。在排除重填、誤填、空填以及問卷出現明顯邏輯錯誤的問卷后， 共得到有效問卷 4877 份。問卷填寫在空間分布上涵蓋中國大陸所有省份，在行業分布上涵蓋國民經濟統計所涉各細分門類，在營收規模和用工規模上涵蓋大中小微企業，具體分布如下：
(一)樣本民營企業空間分布
依公司總部所在地進行劃分，總部位于中部的樣本企業有 2095 家，占比 42.96%；位于東部的有 1536 家， 占比 31.49%；位于西部的企業有 1246 家，占比 25.55%。
(二)樣本民營企業行業分布
樣本企業中服務業企業 2439 家，占比 50.01%；工業企業 1133 家，占比 23.23%；多業態混合型企業 719 家，占比 14.74%，農林牧漁業類企業586 家，占比 12.02%。
(三)樣本民營企業規模分布
從樣本企業的規模來看，參照《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2017)》企業劃分標準， 大、中和小微企業占比分別為 7.16%，15.26%和 77.59%。
從樣本企業的營收規模來看， 年營收 100 萬以下的企業最多， 達 1075 家，占比 22.04%。年營收 1000 萬以下的企業整體超過半數，整個樣本企業營收規模較小。
二、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情況
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其核心是以更適應未來產業升級的新型能力建設打通內外部連接，以數據要素對生產經營活動的優化，打造輕量化、協同化、社會化的業務服務新模式，推動供需精準銜接、實時響應。
從流程信息化到整體的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而言是一場深刻的升級再造， 需著眼于戰略高度，對內利用數字化手段重塑企業的業務模式、技術范式、組織方式和管理文化，對外利用數字化手段強化供應鏈和營銷網絡的韌性、彈性與即時響應度，讓自身業務在更大的生態化產業集群中發揮核心優勢，在對現有業務流程和服務產品進行數字化改造的同時，探索拓展業務邊界的新空間與發展的新機遇。
從本次調查數據看，一方面，逾四成樣本民營企業認為疫情加速了數字化，六成以上已開展主營業務與核心流程的數字化改造，并計劃未來加大對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應用，顯示了民營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態度；但另一方面，大部分企業認為自身仍處于轉型早期階段，企業的認知、資金、人才、數據資源的利用等方面都還存在短板和瓶頸，受制于這些因素的束縛， 企業往往僅在局部嘗試數字化， 轉型成效大多不夠理想，進而影響企業持續推進數字化轉型的內生動力與資源投入力度。
下面從不同維度結合本次調查數據進行分析。
(一)民營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認知
認知決定行動，民營企業成功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前置條件，是對數字化轉型的本質和戰略價值有明晰認知， 能夠結合企業自身所處行業特征與發展階段，識別關鍵瓶頸問題，構建關鍵技術能力，進行有效的頂層設計。從調查情況來看， 61.84% 的樣本企業已經在主營業務領域開始了數字化轉型，表明多數企業已經具備轉型意識并開始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實質投入與行動探索，但大部分企業仍處于轉型初級階段，有相當一部分企業轉型成效不佳，數字化轉型的內生動力不足。 大部分民營企業認為自身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步探索階段。 38.16% 的被調企業反映主營業務還未進行數字化轉型，處認為效果明顯，將繼續加大內部轉型力度，認為轉型效果突出的企業占比僅為 4.28%。這一調查結果說明， 當前我國民營企業對數字化轉型整體效果認知和評價不高，影響數字化資源投入的積極性與可持續性。如何進一步挖掘成效不足問題的根源并有效解決，是激發民營企業數字化原動力的關鍵點之一。
(二)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投入情況
必要的要素投入， 是支撐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本保障。數字化轉型投入并非簡單的資金支出額度問題，如何結合企業所處行業特征和自身階段性轉型訴求，以最小的資源投入撬動技術杠桿和數據杠桿，將轉型收益最大化、轉型成效最優化才是關鍵。傳統業務每個環節的數字化，都離不開相關人才和組織保障體系的有效支撐，相關資源的結構化組合與最優化配置也需要系統設計。從調查情況看，目前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投入規模偏小、投入模式滯后、支撐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問題普遍存在，制約了數字化轉型的效果。
1. 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資金投入
近七成民營企業數字化年投入少于 50 萬元。 39.59% 主營業務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樣本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年投入額度在 10 萬元以下，另有 29.44%的企業投入額度在 10-50 萬元之間，合計 69.03% 的企業投入額度少于 50萬元。12.1% 樣本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年度投入額度在 50 萬到 100 萬元之間，年度投入在 1000 萬到 3000 萬之間的占 2.16%、在 3000 萬以上者占比為 3.42%。
2. 民營企業數字化人才占比
近七成民營企業數字化人才占比在 5% 以下。 企業數字化轉型涉及戰略性頂層設計、業務場景的技術實現、后臺支撐與數據挖掘等方方面面，所需技能各不相同， 數字化人才占比情況是衡量一個企業數字化轉型投入的重要維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 29.84% 的樣本企業沒有數字化轉型專門人才，39.22% 的企業數字化人才占公司總人數比重小于 5%， 17.67% 的企業數字化人才占公司總人數比重為 5%-10%。可見，目前大部分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人才較少，缺乏貫徹執行數字化轉型的能力。
(五)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政策感知與期待
近年來，我國圍繞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大量針對性的政策。但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相當多的民營企業并不了解數字化相關政策內容，已經享受到政策紅利的企業更只是少數，有必要進行系統分析促進政策切實落地發揮作用。
1. 民營企業對數字化轉型政策的感知
超過六成的民營企業不了解數字化轉型相關支持政策的確切內容。 針對“您是否了解疫情以來政府推出的數字化轉型相關的支持政策”的問題，表示“完全不知道”者占 11.04%， ?“知道有政策但不知道具體內容”者占55.44%，兩類合計 66.48%。同時， ?“知道政策主要內容，但還沒有申領相關扶持、優惠或激勵”者占 25.46%， “已經申領相關支持但還沒有獲批落實”者占 3.22%，兩者合計 28.68%，已經享受到相關政策紅利的企業在被調查樣本企業中僅占 4.84%?？梢?，當前數字化相關政策對民營企業的有效觸達率不高。
小微企業了解并享受到數字化政策紅利者明顯少于大中型企業。 數據表明，企業規模與企業政策認知、政策紅利享受的情況呈明顯的正相關性。小微企業完全不知道數字化相關政策的占比為 12.56%，知道有政策但不知道具體內容的占比為 57.55%，均高于平均水平；而大型企業在申領、獲得政策支撐上優勢明顯，已經獲得相關支持的比重為 10.77%，高于中型企業的8.73% 和小微企業的 3.01%，已經申領相關支持但沒獲批落實的比例也高于中小型企業，而中型企業各項指標表現均在大型企業和小微企業之間。
2. 民營企業對數字化轉型支持政策的期待
超七成民營企業最希望數字化獲得稅收、人才和專項資金的政策支持。針對“您希望政府采取哪些方面的具體政策來支持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問題，選項占比排在前三明顯高于其他的分別是“提供稅收優惠激勵”(75.17%)、“給予相關人才引進政策優惠”(73.64%)、“提供數字化轉型專項資金扶持”(70.99%) ?？梢姡駹I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關切點與其普遍痛點密切相關，主要就在資金和人才方面，其中資金方面的稅收優惠和專項資金支持效果直接，比金融信貸方面的政策更受樣本企業歡迎。
結論篇：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研究的主要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概念理論的梳理，結合本次調研的相關數據， 我們初步得出以下結論：
一、大部分民營企業已經具備數字化轉型的意識并展開行動
(一)民營企業對數字化已普遍具備基本認知
本次問卷涉及到企業數字化轉型從基本認知到資源投入、組織保障、轉型路徑、轉型痛點、未來技術和應用使用傾向、政策期待與訴求等，問題的設計涵蓋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多個角度，專業性和實際操作性都比較強，從答題情況來看， 主營業務已經開始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基本上都能全程答完問卷，而且課題組對多個問題進行的交叉分析結論也能彼此印證，從問卷回答情況看，信度和效度都比較高。這說明我國民營企業絕大多數已經構建起對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認知框架，也具備了較好的轉型意識。
(二)民營企業多數已觸及主營業務的數字化
本次調研回收的 4877 份有效問卷中， 61.84% 的樣本企業已經在主營業務領域開始了數字化轉型，通過購買標準化產品、外包或自建系統等方式推進實踐探索，并明晰表示了未來加大數字技術和應用使用范圍的意向，且前三位選項排序與國家“上云用數賦智”的政策導向高度一致，說明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大部分企業已經開始順勢而為，并且微觀主體基于
自身需求的自發選擇與國家戰略層面的引領有較好的內在契合度。
(三)民營企業對加大數字技術和工具應用持積極態度
針對樣本企業未來將在工作中加大哪些數字技術使用的問題，占據壓倒優勢的選項是大數據(65.19%) ，其他選項依次包括云計算(46.02%) 、人工智能(43.8%)、物聯網(39.03%)、網絡安全(36.77%)、5G(27.09%)、區塊鏈(16.53%)、AR/VR(16.05%) 等， 選擇“均不會增加”的樣本企業僅占 3.51%，說明未來繼續加大數字技術使用已經成為基本共識。在未來增加數字應用工具使用意向的問題調研上也呈現出類似結果， 除了協同開發(24.64%)和在線培訓(26.29%)占比略低外，其他各類常見數字工具應用都獲得了超過 30% 的入選率， 而選擇“均不會增加”者占比僅為 1.43%。從本次調研可見， 數字技術和數字工具應用未來還存在較大的市場拓展空間。
(四)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組織保障體系初步建立
本次調研數據顯示，近半數樣本企業已經設立了專門部門負責推進數字化轉型相關工作，其中相當一部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得到了企業領導的重視，有高層級領導參與統籌協調，比如“有副總級別領導統領和協調數字化轉型”的占比為 13.59%， ?“由企業一把手全面統籌數字化轉型”的占比為15.98%， ?“由生態合作伙伴一把手形成協同領導機制，共建產業合作生態資源體系”的占比為 4.14%，這些企業在更強有力的統籌協調下如果能取得較好成效，也會對其他企業形成一定的示范效應。
(五)民營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公共政策與服務懷有期待
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并非孤立的企業行為，轉型成本和成效受多種外部因素影響。本次調研結果顯示，受訪企業對完善新基建、強化標準引領、共建公共服務平臺、優化稅收和人才政策等都表現出較高的期待，而且不同產業間對政府在數字化轉型進程中政策扶持的重心、公共服務提供的重點上有所差異，本次調研作為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差異化訴求的一次集中采集和整理，對我們后期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參考借鑒價值。如針對“您希望政府采取哪些方面的具體政策來支持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問題，稅收政策(75.17%)、人才政策(73.64%)、專項資金(70.99%) 入選比率遠高于其他選項，其中第一產業更看重人才政策(76.66%) ，第二產業更看重稅收政策(78.63%) ，這可以為我們制定配套政策時在優先次序選擇方面結合行業差異精準施策。
二、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五大主要障礙需要系統化破解
這一輪涵蓋了經濟、社會、國家治理多個層面深層變革的數字化轉型大潮本質上是新技術條件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新一輪磨合與重塑， 民營企業一方面作為社會的微觀經營主體和價值創造單元處于這場浪潮沖擊的前線，另一方面其自身的數字化轉型進程受各種外部環境條件制約，需要研判外部環境可能空間、尋求自身轉型切入點與外部機會空間的最大適配性接口，同時規避各種可能風險。
課題組結合本次調研的數據和之前學界業界關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理論研究成果，力求超越單次調研的碎片化數據呈現，立足當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外部條件支撐和階段性特征對數據進行結構化分析，梳理當前影響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瓶頸問題及其內在邏輯關系并給出針對性的建議。
研究結果表明，很多問題環環相扣且與轉型所處的階段性特征息息相關， 而這些系統性挑戰也超出了單個企業的資源能力象限，需要更高層面的主體來引領和推動，并提供相應資源支持。
(一) 認知層面： 很多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早期階段， 缺乏整體戰略變革思維
理想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個系統變革工程。企業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多維度構建新型能力體系，拓展新型價值增長空間。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結合內外部環境分析進行診斷對標，把數據驅動的理念、方法和機制根植于企業發展的戰略全局，把數字化轉型的目標、方向、舉措、資源需求等具體問題與自身業務戰略及產品戰略等有機融合， 圍繞可持續競爭的優勢落點重構自身組織體系與業務場景。
本次調研樣本企業中， 主營業務未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占比高達 38.17%，處于初步探索階段的樣本企業也高達 38.82%，二者累計占比 76.99%，也即意味著我國目前壓倒多數的企業尚處于數字化轉型的早期階段， 對于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用什么”、“怎么用”、“誰來用”、當下投入與未來收益、技術紅利與政策紅利如何挖掘等關鍵問題缺乏明晰認知， 多數企業目前的轉型舉措只是作為實現特定階段特定目標的工具手段，既缺乏前瞻性系統性的頂層設計，也缺乏執行層面的全局統籌，從組織體系到業務邏輯多數仍以現有業務架構為主，難以成為驅動產品創新、業務創新、業態創新和生態重構的底層動力源泉。
(二) 投入層面： 數字化轉型投入產出存在不確定性， 抑制了企業投入的積極性
新冠疫情本身加大了民營企業經營過程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尤其是傳統產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初始投入大、投資專用性強、轉換成本高，因其收益更多來自于數字技術帶來的整體賦能、提質、增效、創新可能，并不像普通項目投資那樣有明確的回報周期與明晰的回報收益， 加之數字技術發揮作用可能時滯較長， 在組織流程和生產模式變革過程中會對相關部門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以及勞動生產率提升效果不明和轉型風險不可預見等，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的信心。
(三) 執行層面： 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內外協作有限， 難以激發應用創新活力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價值，就是以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的聯通性幫助企業超越自身資源能力局限， 實現內外部多方利益主體的協同協作和動態優化，放大轉型的價值效益并反哺各參與方。這既需要強有力的統籌協調也需要踏實縝密的落地執行。但就現狀而言，數字化轉型人才稀缺、推進轉型的部門和人員管理層級總體偏低、跨主體組織協作機制和平臺缺失等原因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轉型成效的實現。在產業集群化發展的今天，大中小微企業在轉型投入能力、投入方式、轉型路徑、轉型效果方面均呈現出較大差異，而產業鏈上不同能級和環節的主體在技術采用、業務流程和價值創造模式上的變動都可能對集群內部其他企業帶來影響，轉型不同步、系統不同構、工具不互通等都會影響到企業與外部生態合作伙伴之間的聯動協同， 加大摩擦系數和交易成本。
(四)工具層面：高性價比、高適配性數字工具供給不足，抬高了企業轉型門檻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投入產出和轉型成效，應結合所處行業特性和企業發展階段精確診斷、科學設計、動態評估，不同行業在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售后服務、采購營銷等環節的差異很大。當前主流的數字技術產品或工具大多是從消費互聯網工具演化而來，主要提供數字通用能力，缺乏對傳統行業知識經驗的集成， 而傳統行業在應用數字技術工具進行業務重構時，由于工具需要特定改造，導致不會用，沒人用。傳統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工具多聚焦于人工智能、物聯網平臺、區塊鏈、大數據平臺等單一的產品，其設計和功能均聚焦于 IT層面的創新和優化， 適配性較差， 限制了行業創新。此外，當前各種數字化轉型工具之間兼容性不夠，企業在工具選擇和購買方面缺乏有效甄別能力， 容易出現功能重疊資源浪費或功能空窗難以精準匹配，影響轉型成效。
(五) 政策層面： 政策傳導機制不暢， 影響政策落地的普惠度與民營企業獲得感
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系統化的政策體系支撐，包括轉型主體培育、轉型資源供給、轉型基礎設施配套、轉型產業制度完善等方面。此外，政策有效傳導是一個系統動態的過程，需要以促發政策乘數效應并破解政策傳導瓶頸為基本指向，構建涵蓋生產要素、市場需求、企業組織和關聯產業的總體規劃與專項政策，并輔以宣講、咨詢、后端服務等措施，以帶動下級機構、社會資本和相關資源的配套投入。企業數字化轉型意味著要在傳統常態化運營之外增加新的預算投入， 常規財稅金融政策和紓困幫扶政策難以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形成有效支撐和激勵，需要專項政策強化引導支持，但我們數字經濟總體規劃之下的專項政策作用發揮不夠，一些政策措施只是簡單歸口，缺乏明確的責任界定與分工落實說明，導致現實中政策執行主體缺失、政策執行效果監控和反饋缺失， 政策執行的有效性缺乏系統的評價體系與評估結果公示。此外，財政、稅收、金融政策著力點不同，激勵效果對處于不同行業、不同轉型階段、面對不同轉型重心的企業而言差異明顯，需要系統科學梳理不同政策工具面對不同類型企業的作用機理，通過財政、稅收、金融組合拳精準施策，提升政策效率效能與普惠性。
三、加快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五項主要建議
針對調研分析總結的五大障礙，建議從五個方面著手，重點完善構建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撐體系：
(一)認知層面：多層次全方位完善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人才培養體系
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既是一把手工程也是全員工程，需要公司領導人立足行業發展態勢，以技術化轉型帶動整體戰略升級，也需要各種專門人才的支撐和全體員工對數字化轉型的心理認同與行動支持。而本次調研顯示，人才問題是影響我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中面臨的關鍵痛點之一， 針對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中對領軍型人才、數字化運營管理人才、數字化系統開發專業人才和數字化應用實踐人才等不同層面的人才需求， 建議強化政策的引領導向作用，充分發揮高等院校和各級各類職業院校、企業、平臺等各方主體積累優勢， 立足產業生態需求和人才梯隊的有機組合多維度完善數字化轉型人才的培養體系。
1. 政策端：培養數字化轉型領軍人才帶動人才梯隊建設
由相關部委委托專業院校開設 “企業數字化轉型領軍人才”專題培訓班， 結合私董會等特色研討模式，聯合一批數字化轉型創新創業特色載體空間、轉型標桿企業、業態創新企業作為實踐教學基地，針對企業高管層進行專題培訓，并保持后續動態輔導。
2. 院校端：創新數字化轉型人才的訂單式培養模式
鼓勵高等院校、職業學校等開設數字化轉型相關專業，或在原有的經濟管理類專業框架下開設數字化轉型相關課程， 通過校企共建產學研協同創新平臺和人才培養基地等手段，開展“訂單式教育”，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經過系統化培養的定制型科班人才。
3. 企業端：激勵人才隊伍數字素養與數字技能提升
在現行的 8% 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政策之外，通過財政補貼或稅收優惠引導企業加大對現有人才隊伍數字素養與數字技能的在職培訓， 比如對企業自建數字化轉型培訓基地或第三方機構提供數字化轉型培訓服務進行稅收減免激勵。
4. 平臺端：鼓勵產學研協同方式持續培養優秀人才
加強數字化轉型的科創人才平臺建設， 支持平臺企業與高等院校聯合建立企業或行業數字化轉型博士后流動站，或與海外高等院校、相關學會協會等平臺合作，保障優秀的青年人才能夠持續引進并在產業企業實踐中發揮作用。
5. 個體端：強化數字化轉型人才的成長激勵
面對企業數字化轉型所需的專家型高端技術人才，設立專項人才特殊補貼， 對技術入股者提供個人所得稅政策優惠和數字化轉型科研獎勵金個人所得稅優惠，以及住房生活補助、子女教育和家屬醫療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最大限度激活現有數字化人才的創新內生動力，并以其示范效應帶動更多數字化專門人才的培養和成長。
6. 生態端：打造數字化轉型人才共享資源池
數字化轉型人才有限的情況下，對于一些掌握關鍵共性技術或擁有管理創新、模式拓展能力的高端人才，通過構建生態級的數字化轉型專業人才數據庫和資源池，打造生態內部的智力服務交易流轉體系，創新企業共創營、專家顧問服務、聯合培養認證等方式，實現高端人力資源的跨界流轉與開放共享，可以更好帶動生態內企業的發展協同。
? ? ? ? 全文：《2022中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調研報告》.pdf
